“如果企业有足够的风险意识，至少不会产生像现在这样大的损失。”曹绪岷直言，“当然，目前国家只批准了中粮、中谷、吉粮集团三家国有企业从事国外粮食期货，民营企业还不能直接从事境外期货业务，也限制了他们规避风险的能力。”

    建立新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

   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，进口量占国际贸易量的1/3，理应能左右市场价格。但我国进口大豆时对价格影响力微乎其微，反而被价格“牵着鼻子走”。有关人士认为，我国大豆加工业今后要避免再次发生“进口危机”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。

    据介绍，现行国际大豆定价机制主要有三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：

    一、国际大豆贸易主要由美国为主的粮商控制，形成了“南美种大豆、中国用大豆、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”的扭曲局面；

    二、大豆交易价格以更多反映美国国内行情、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供求关系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价格为基准；

    三、价格需要合同来保证，但目前进口合同采用由美国粮商提出的合同文本，其条款充分保护出口商利益而不利于买方。如“以卖方装运港检验为最终依据”，买方无复验权和索赔权；对大豆品质要求不详细、不规范、不严格等。这些条款易导致出口商滥用合同权利，造成严重到货质量问题。

    大豆生产国一般杂质可以控制在1%以内，但我国进口合同规定为2%。为“达到”2%的标准，有的粮商甚至用鼓风机将豆皮等杂质吹入大豆，或将玉米、小麦等低价谷物掺入大豆。今年发生的巴西“种衣豆”事件纯属人为掺入，很难说与“装运港检验为准”条款无关。近几年来，我国进口大豆到货后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和疫病，但合同条款限制了我国企业对外无索赔权，进口风险全由进口企业承担。

    近年来，南美的巴西、阿根廷等国大豆产量和出口量增加很快。特别是巴西，其产量直逼美国。“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大豆方面的互补性很强，建议从政府和行业层面上推动我国企业和这些国家直接进行贸易，包括支持我国企业直接从南美采购大豆，支持我国有实力的企业‘走出去’，在南美建立种植基地和储运设施，改变‘南美种大豆、中国用大豆、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’的扭曲局面，改变我国进口大豆完全依赖美国粮商的现状。”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说，“食土商会曾与阿根廷农业部和农业协会探讨过这个问题，他们对此很感兴趣。”

    不少企业人士呼吁，大连商品交易所应尽快推出转基因大豆和豆油期货交易品种，完善中国大豆期货交易体系。这样，国内企业可以变“客场”作战为“主场”作战，充分利用大连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、锁定成本，从而最大限度控制风险。目前，我国大连期货交易所只有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品种。在当前大豆进口量大于国内产量、进口大豆基本为转基因大豆的情况下，大连交易所对世界主要交易品种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几乎没有影响。

    曹绪岷介绍说，为改变目前大豆贸易合同中对我国的不平等条款，防范贸易风险，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曾于两年前形成行业决议，组织专家制定了“中国大豆进口合同文本”，以充分维护买方正当权益。目前国内从事大豆进口的企业近百家，但尚有部分小企业并未加入到食土商会大豆分会中来。尽管这些企业进口量不大，如果它们不纳入行业标准合同的实施，将无法维护整个行业进口大豆的利益。因此，建议政府部门支持推广在全行业实施标准合同。

    “另外，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。如韩国进口粮食采取统一由行业组织对外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，效果良好。在大豆进口方面进行统一采购，值得我们探索尝试。”曹绪岷如此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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