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南“两社”互动的成功实践

　　海南省文昌市重兴镇盛产青皮冬瓜。往年，种瓜的农民都零散找信用社贷款，虽然农民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，但每年真正得到贷款的人总是很少，最高总贷款额没有超过70万元。去年农户自发组织起了青皮冬瓜合作社，在合作社担保和帮助下，需要贷款的135户社员，每5个人组成一个联保小组，共成立了27个小组，以小组为单位到信用社办理贷款手续，共获贷款230万元。

　　该合作社理事长告诉记者，这里农民种青皮冬瓜一直收益比较稳定，一般每亩需投入4500元，亩产量约15000斤，每斤价格0.5元左右，亩均纯收入约1500元，每户都种有10来亩，年收入都有15000多元。今年合作社发放的230万元贷款，可以帮135户农民扩大种植面积500多亩，增加收入70多万元。而农信社从中可以得到18万元的利息收入。

　　在琼中县，由于政府财政为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小额信贷提供贴息，现在农民已经按照当地特色产业，分别成立了9个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，特色经济搞得有声有色。海南省农信社与孟加拉格莱珉信托合作开展的小额信贷实验项目，首期贷款已经100%收回。利用小额信贷促进农民组织起来，发展特色经济，增加收入的实验正在该县广泛开展。

　　在三亚市，为了鼓励农民成立专业生产合作社，市财政不但为每个新成立的合作社提供5万元的资金扶持，还拿出600万元作为合作社小额信贷的担保金。另外，政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小额信贷提供全额贴息，仅2007年，就提供了300万元贴息额。现在，三亚农民已经自发组织起49个专业合作社，入社社员800多户，带动农民1万多户。

　　在农民组织起来的同时，农村信用社也有利好的消息。崖城镇是三亚冬季瓜果菜产量较大、农民合作组织较活跃的地方，2007年，该镇的农村信用社仅贴息贷款一项，就发放了800多万元。该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不良率全省最低，且是全省唯一一个没有亏损的，每年还能赢利100多万元的基层社。

　　小额信贷书写农村发展大文章

　　农村信用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。但海南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，资产质量差，不良贷款率高，严重资不抵债。面对困境，为了安全，常规的做法是普遍采取惜贷。然而刚刚从银监会接管对农信社管理权的海南省政府，从一开始就确定，通过农村信用社的改革，壮大农村金融力量，为海南农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。

　　省长罗保铭主导了海南农信社的改革历程。2007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，在接见以小额信贷帮助亿万穷人改变命运的格莱珉“穷人银行”创始人尤努斯时，罗保铭高度赞扬尤努斯教授开创的格莱珉银行事业“伟大而神奇”，要求海南农信社学习尤努斯为穷人服务的伟大精神，借鉴尤努斯不畏困难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功方法，因地制宜探索出属于自己的、切实可行的、为农服务的金融模式。随后又亲自牵线，让海南省农信社与孟加拉的格莱珉“穷人银行”牵手，拉开了海南农信社打破常规的改革。

　　2006年至2007年，罗保铭还先后支持并亲自主持了“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新农村建设论坛”与“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国际论坛”等两个论坛在海南召开。这两个论坛，汇集了国内外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金融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智慧，增强了海南农信社改革和探索的决心和力度。

　　海南农信社的改革，在强化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，一改传统信贷业务“放款收钱”的简单模式，要求投入真感情，做到“走千山万水，道千言万语，访千家万户，理千头万绪，吃千辛万苦”，达到“给农民贷款，教农民技术，帮农民经营，促农民增收，保农民还款”，实现“用小额信贷，帮助农民大增收;拿小额信贷，破解三农大难题;凭小额信贷，谱写发展大文章;借小额信贷，实现小康大目标”。一改因不良率高而“惜贷怕贷”思维模式，大胆放贷，重点加大小额信贷支农试点力度，不到半年时间，就发放小额信贷1.17亿元，覆盖1.24万户。正是通过推进小额信贷，发现了小额信贷的“酵母效应”，催生了“信用社”与“合作社”这两个特殊要素的有机结合。

　　建议财政支农资金向小额信贷贴息倾斜

　　小额信贷是引导农民走向合作的最好抓手。农民合作组织是带领分散农民走上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。

　　现在国家有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，如各种财政资金的直补、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、扶贫等，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在或多或少发挥着作用，但大多只能在点上很难在面上发挥作用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“扶贫扶懒人，扶持帮强者”的负面效应。只有小额信贷对农民是普惠制的，能达到涵养农民组织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的目标，如果国家能将财政支农资金、财政金融扶贫资金等，朝着为农民小额信贷提供贴息这样一个方向集约使用，这样不仅能帮农村信用社把农村金融业务做大做强，为农村经济发展增强造血输血功能，更能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，其“发酵”产生的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。